自 序
这本军事论文集是应解放军出版社之约选编的,为了能使有限的篇幅包含尽可能多的思想内容，我在已经发表和部分未发表的著作和文章中进行了筛选、删减和归并。侧重点是从战争和战略的角度研究军事问题；提出和论述有关战略思维、战略文化、战略遗产、战略动因、战略控制、战略误导以及战争历史哲学等方面的课题。本书无意建立一种学术体系或模式，只是试图探求对军事领域某些规律性的认识。这种研究，不是出于兴趣和为了获得一种发现的快乐，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怀着强国的夙愿，参与我们饱经忧患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沉思。
一
早熟的战争与晚熟的和平贯穿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为超越自己而迈出的每一步足印。由对立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技术力量剧烈碰撞而激起的战争浪涛，能够推动社会历史的航船前进，也能无情地把它倾覆；能够造就出类拔萃的时代精英，也能淹没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青春。对于付出了极大生命牺牲的战争历史事件，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忘却，而应使它成为一部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教科书。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事后认识的浅显道理，在当时的实践中却要付出很大的牺牲。如果事后仍然没有上升为理性认识，那么未来还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
回顾过去的百年，展望未卜的新世纪，学者、专家和爱做梦的人都在寻找不知芳踪何处的和平世界，各国的思想者也忙着给新时代下各种定义。从军事角度遥望未来的国际安全形势，在隐约可以看清的轮廓后面，是浓重的镶着金边云盖下的许多不确定因素。君不见进入新世纪之初，超级大国就剑拔弩张、咄咄逼人、四面出击、一意孤行，推行单边利己主义的国际政策。而从二战后到现在的日本，虽然没有产生过让人信服的世界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却不乏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右翼政客。一位被称为患了“政治狂犬病”的日本高层官员，怀着仇视中国的心理，断言“中国必将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我热切期待着中国的崩溃。”事情就是这样严重：人类一个世纪的战争苦难和劫后余生的智慧，既没有感动、也没有教会霸权主义政治家和战略家及其追随者们懂得在何处止步。石油柔似水，导弹亮如金，都沉默地等待着玩火者。中国人民看透了西方大国“天鹅绒手套里的铁掌”的真面目，就不得不认真思考并切实准备如何对付。我想所有感受到威胁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怀着这样一种心境，伫立在21世纪的门口，面对更严峻、更广阔、更富挑战性的未来。
二
全球化和大时空的到来，不仅意味着人类思维的又一次全面发展，而且意味着各个国家和民族在生存智慧上的竞争更趋激烈。战略问题的最高层次是战略思维，这是一种伟大而又危险的思维：创造文明或毁灭文明、正义与邪恶、社会进步或倒退，都取决于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科索沃战争拉开了21世纪战争的序幕。超级大国从海湾战争和轰炸南联盟的军事行动中受到激励，强化了以武力图谋霸业的观念。特别是以航空兵和导弹进行所谓“零伤亡”的“不接触作战”，作为干涉他国内政、达成战争目的的理想手段，从而为轻启战端开辟了道路。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文件中说：“也许现代战争的一条经验就是战争再也不能被称为战争，而美国无需取得任何明确的一致意见或正式的法律授权，就可以稀里糊涂地卷入战争，稀里糊涂地打完战争，稀里糊涂地退出战争。”简而言之，就是美国想打敢打，想打谁就打谁，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试问，在科索沃战争中，如果北约不袭击南联盟的非军事目标、不破坏人民的生存条件，北约能取得胜利吗?如果死伤的绝大多数是普通居民、被摧毁的许多是民用设施，这场战争能算是人道的和合法的吗?至于正在荷兰海牙上演的审判南联盟前总统的闹剧，不过是在美元的诱压下制造这样一个结果，用以威吓敢于反抗霸权主义的国家和“为北约的空袭行动补上合法性的手续”而已。这场战争将会以技术的高超和道德的低下而载入史册。它的消极后果是不容忽视的。
科索沃战争并非与亚洲无关。如果说，美日安全保障体制加上美国与亚太有关国家的军事合作，是亚洲的“北约”，那么“亚洲的科索沃战争”也必定在战略的拟议和准备之中。在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战略、战役与战术的界限可以轻易跨越。美国B1轰炸机从本土起飞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是战略级的决策、战术级的行动。同样，处于防御地位的一方在抵抗侵略时，如果能造成对方难以承受的伤亡或指挥系统的瘫痪，其作战手段可能是战术性和技术性的，而其作用和影响则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既然战略与战术、技术的门槛能够如此轻易迈过，决策艺术就更要知彼知己、慎之又慎。
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需要清醒地明确自己根本的战略利益和稳定的安全因素之所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国家的战略制定已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的范围，而是国家的综合安全战略。它包括国家利益范围、地缘战略边界和综合国力在国际范围的运用等。其内涵扩展到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环境与资源安全、科技与文化安全等等。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既要避免被战略误导而投入恶性军备竞赛，又必须抓紧发展自己必备的高技术武器设备，还要创造出以等效威慑手段为后盾的不对称作战理论与战法，以迎接未来的挑战。
三
按照编辑部的要求，作者要说明一下自己从事研究工作的经历。1934年我出生在哈尔滨，当时东三省已经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曾做过私塾教员的父亲，在颠沛流离中，坚持教子女们学《古文观止》和《唐诗》等。可以说，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刻骨铭心的亡国之痛，几乎同时进入我的记忆，对我终生的选择都发生重要影响。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不久，我上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参了军，1951年春随部队入朝作战，直到朝鲜战争结束。
1956年至1966年，我奉调参加部队战史编写工作，从工农红军时期一直写到抗美援朝战争。如果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使我获得一定的直接战争经验，那末历时近十年的战史编写工作，则使我获得更多的间接战争经验。但接着便是十年动乱，是军事科研的“中世纪”，在学术上属于毫无收获的时代，我也不能例外。
1975年到1982年我担任军事科学院学术调查研究室的领导职务，有幸在我军著名的军事家、当时的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将军的直接指导下工作。由于他的关照，在当时档案还没有解密的情况下，我得以阅读和研究了军事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中国共产党全部军部文献，包括各个时期的作战电报，我仿佛成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目击者，受益匪浅。此后，在宋时轮院长亲自主持下，研究国防建设和战略问题，起草向中央军委的建议和专题研究报告。宋院长对学术成品的质量和时限要求极严。有时候我在夜里两、三点钟完稿时，发现他仍在办公室等着审阅。当时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也给了我极大的信任和帮助。他们把新收集到的海外有关书刊先送给我，但限三大归还。有的大部头新书我都是用三天三夜读完，并摘了卡片。有时管书库的同志还给我特殊的待遇：可以进书库查阅，中午下班时他们把我反锁在里面，让我安心阅读。在办公室加班也经常是“24小时一贯制”，离开办公楼回宿舍时，常常一时分不清是拂晓还是黄昏。总之，我用这七年的时间，尽力去补偿十年动乱中自己在学术上的损失。
1982年至1992年这十年间，我从军事科研机关又回到军队实践岗位，尽管经历了师长、军长、机械化集团军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等职务的变迁和行政事务的繁忙，但没有中断学术研究，基本上体验了从战术、战役到战略的研究与工作任务实践相结合的完整过程。例如，在任陆军师长期间，受领结合未来作战方案构筑永备工事的任务。从班、排、连阵地到营、团防御地域，我都认真反复地进行现地勘察，根据防御作战部署提出战术定点和工事构筑方案。这实际上是把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和作战条令、作战任务落实到具体地形上的军事学术实践活动。后来受领组建机械化集团军的试点工作。在领导部队接收和掌握大量新武器装备的同时，我还把这个任务作为一项学术工程，组织所属各兵种、各级主官和司令部进行作战能力论证与作战行动研究，然后以论证研究为基础进行实兵大演习。到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后，我的研究方向也随之转向战略和国防建设。1992年又回到军事科学院，主要分管战略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工作，直到1997年退出现职。
我庆幸自己是中国人，并且生活在一个动荡的、艰辛的和进行伟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中国复兴之路的基石，是无数先烈用生命铺就的。比起先驱者们壮丽的人生，我们是何等渺小；比起那些伟大的生命，我们又是多么微末。人总会有不期而至的那一天，闪烁在脑海中的灯火会突然止熄，喧腾在胸中的心潮也会归于沉寂。但只要活在世上一天，就要使自己的心不被尘封，而努力追求人生的完美，并从中得到欢乐和激情的驱动。无论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挫折、艰险与平淡，作为人生体验都是财富，当然从挫折和艰险中获得的智慧更弥足珍贵。一个人保持心灵的纯真要靠理想，那是自己精神世界的一块净土和永不熄灭的光明。经过生活的磨砺，最终会获得认识必然之后的自由，会感受摆脱私欲之后的无所求、也无所惧的轻松，会有“不以盛衰易节”的坚定和不唯书、不唯上、不浮躁、不媚俗的超越自我的思想境界。
我写这篇序言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生活与实践的依据、目前所关注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一位读者衣评论我以前写的《军事战略思维》一书时指出：“文如其人，一个人的文章就是一张面孔，反映他生活的历练、教养、性格与追求。”在严肃的军事理论背后，潜藏着的是文化积淀和情感因素。知兵非好战，居安当思危。每一个义无返顾为国捐躯的英烈，都怀着对生命的珍爱；每一个奔赴战场拼杀的勇士，都有一颗追求和平的心。这就是我对我们军人内心世界的理解。我深知自己的水平有限，这本书没有达到自己所期望的深度和广度，更恐难以满足读者的要求，只能作为我几十年来学习与研究的一点心得奉献给读者作参考。在此一并向支持和帮助过我的学术朋友、出版社和热心读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李际均
2001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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